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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中国心——记世界纸质电池之父张霞昌(上)

日期:2016-02-20

【人物简介】

张霞昌,常州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院长。

1980年,他考入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为了在事业上获得更好的发展,他于1989年自费赴芬兰留学,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攻读化工博士学位,并开始研究生物燃料电池。

博士毕业后,他继续留校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为了推广生物燃料电池,张霞昌和他的芬兰同事创办了芬兰电池公司。2006124日,芬兰电池公司研制的超薄型纸质电池获得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07技术先锋奖”。2007331日,张霞昌荣获凤凰卫视主办的“2006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华人科学家张霞昌的名字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

考大学发生意外 开启科研之路

张霞昌:在我们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入学考试,我实际上是当时第三届文革以后的大学生。在我们年轻一代都有一个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说对于我们家庭来讲,都觉得读书应该是能够给自己、给社会带来贡献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没想那么多,总的来说读书是很重要的,那么就应该好好读书。对我来说数理化这些方面学得还是比较深入、比较优秀的,实际上无形之中就为今后走科技道路打下基础。

可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考的分数别人登记的时候少登记了50分,你要知道这50分的概念是什么,一个是可以进入最好的大学,扣掉的话就变成只能进当时的中专大专,因为我分数的弄错是数学上面弄错,所以谁都认为这肯定不是真实的事情,当时整个上海(全国)只有一台计算机是登记所谓大学考试分数的,凑巧这个学校就是华东理工大学,所以我们委托一个人去查了一下,查出来后发现少算了50分,加分的时候加错了。

这就造成了,当时大学是这样的,第一批是重点大学录取,后面是一般大学,重点大学里面又分比如上海交大是第一批录取,当时已经过了,我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结果就变成了,查到这个错误以后,华东理工大学还在继续招生,还没有结束,所以他们就把我划到那边了,华东理工是我的第二志愿,进去后华东理工大学当时最好的专业是生物工程,他们就把我放在了生物工程。

有时候命运也挺奇怪的,如果当时我进了交大,因为我的分数是可以进交大的,如果进了交大,我学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了,因为交大当时没有生物工程系的,那么也就可能我一生的命运、从事的事业都跟现在不一样。

芬兰留学 研究生物燃料电池

张霞昌:因为我觉得当时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科技方面重视了,大家应该也明白,当时中国科技水平跟西方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其实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很简单,我不把书全念完了,留着一部分去国外念,所以我在国内我就按部就班读了本科、硕士,完了没有去读博士。博士就留在89年的时候去欧洲学习。

我在做研究生硕士论文的时候,做的是生物过程控制,举个简单例子说,当时我做的青霉素发酵,制度化控制,这也是一个863的项目,在我们做这个项目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跟相关领域的一些社会世界一流的研究会有所了解,在我了解过程中,我当时发现在芬兰有一个教授,就是赫尔辛基大学,这个教授跟我们做的东西有类似,但是我们水平没有他做的那么高,而且他做的方向是我比较欣赏的。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选择国外读书自然应该选择最好的教授。很自然的我去和这个教授联系了,联系了后来的过程都比较简单,联系了以后他就录取了我,录取了我以后我就半年以后去了芬兰的赫尔辛基工业大学。

在当时那个年代,我出去的时候我如果记忆对的话,我研究生毕业当时,工资好像就是五十几块钱人民币,在那边吃一顿饭五十几块钱人民币还不够,从经济上讲这就是巨大的差异。你买的东西你会发现那边的东西都比较精致,尤其是北欧国家,北欧国家对质量非常非常重视,当时发现质量的差异是一个天一个地,中国的质量在当时差距化很大。生活方面比如说那时候那边每个家庭有一辆车,这在中国的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像现在家家有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相当于我家有自行车一样,在当时中国家里有一辆凤凰自行车已经算不错了,这个差距是多方位的。在学校方面的话,当时已经有486这个计算机电脑,这个电脑在实验室里面每个人都配备,而我们在中国国内这个电脑就是一个实验室可能只有一台386,大家轮换着用。

在我去芬兰这个年代,在芬兰华人的素质,某种意义上说学习的经历都比较丰富,所以说总体来说在芬兰的从89年到现在都处于对华人还是比较信任,比较看好的,再加上北欧国家民主气氛比较浓,他不会因为你来自第三世界、来自中国这个当时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觉得看不起,什么都没有。

我在中国的时候,9年的大学里面,3年本科3年硕士再加2年工作,都是学的生物过程的控制和检测,实际上,我在芬兰这个博士学位读的也是这方面的工作,仅仅是用了更加先进的手段方法来做这份研究,生物工程包括微生物的代谢,生产抗菌素,后来生产不同的基因产品等等,在我做论文的时候,我生物过程控制的对象其实就是做燃料电池,在我做这个项目的后期,欧洲空间站有一个火星计划,把人类送到火星上去,第一个碰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减少在火星上的污染问题。

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用生物燃料电池的方法来把人类带进去的污染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个项目就是我们通过生物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把人体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原料,再加上把吃饭的剩菜剩饭包括种菜的蔬菜的根,这类东西作为原料,来生产这个电源,这个项目做了以后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成功的基础上我们就在02年建立了一个公司。

落户常州高新区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张霞昌:我在芬兰做这个研发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艰辛,困难的地方,只不过,回中国以后困难的内容、内涵是不一样的。你想,作为一个企业要发展,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要有资金,再一个,中国这个二十多年,当时我出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面的一些处事的方式,产业化的进程,我都不是非常熟悉,自然而然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困难,我觉得困难是很自然的,实际上人生活中都有困难,只不过是内涵不一样而已,有困难了有问题了,你把它解决了就行了。只要觉得每做一件事情你能够是往前挪了一步,发展了一步,那我觉得就很开心。

我们当时通过是我们的投资人,中国公司的投资人介绍,介绍了以后,他们就跟常州高新区的领导,跟常州市政府的领导有了一些接触,这个接触过程中、了解过程中发现,常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常州城市比较平静,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喧闹的城市,它有利于,这里的文化,这里的人文,都对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我曾经有几次跟人家讲,我说常州从很多方面可以跟硅谷这样的地方去相比较,当然我不是说完全就是像硅谷的条件,但是我从地理位置、环境文化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印刷电子是一个新兴产业,它需要很好的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做,通过跟常州市里面也好,区里面领导的交流,发现,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常州市领导,区领导,对新兴的产业认知度还是非常高,他们也愿意在这方面进行相当多的投资,也发展了,对于我来讲,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持久的政府的支援和支持,这个很关键,我觉得落户在常州高新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觉得从长远来看的话,在我们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我们会给高新区带来很多世界顶级的专家团队,同时,也会给常州高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更新带来巨大的价值。(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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